“会有冷冷的感觉。”
“好吧，不说这些你看上去就像来拜访我们医院的，对了，你经常进出医院吧。”
“如果你说的是对那些机器手臂做检测的话，每年我得跑几十家医院。”
“那些手臂不能自动发回状态信息吗？”
“当然它们可以，厂家也都要求医院这样做。”
“那你还要跑来跑去？”
“我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哈哈，怎么说呢，如果不用人工检测了，也许就会出现另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人又要减少一部分薪水了。”
何塞笑了笑，弗利也不能确定自己的话他是否听的明白，反正他自己知道这纯粹是胡扯。
人工检测在效率和实时监测上远远不及手术机器人自动发回的状态信息，更多时候检测人员也只是在手术室核对信息传输通道是否有病毒，或者网络是否安全。
就好像它们不会去检查车辆是否存在问题，仅仅检查道路是否铺设整齐。
这项工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信任”，或者说缺乏“信任”，这也是哲学家始终争论不休的话题。
任何高级人工智能设备都具有一套自动停止系统，或者自动停止隐藏程序，或者一个肉眼不可见的巨大按钮，为什么它们要存在？哲学家们相信这与人类意识根源的“不友善”有关。
追溯这类讨论层出不穷，无论是对人工智能的态度还是探索宇宙未知生命，人类都需要在“友善”和“不友善”中做出判断。
有时候判断根本无从存在，未知生命根本未曾以任何一种文学、电影以外的方式得以与人类相见，人类却早已为这种假设的存在做了几百年的讨论。
何塞未必会明白，这种工作也是众多“不信任”中的一种，它包含人类最原始的一种情感“恐惧”。
然而，医生的职业让他们在极端情况下异常冷静，这种身体训练逐渐改变认知的情况在医生、警察等一些职业人群中尤其明显。
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了和人类历史一样漫长的“恐惧”，而是他们在工作中的感受度降低，弗利相信这种降低不是大脑感受的降低，也许是更高级情感控制的结果。
“关于手术的事…”
弗利坐直身体，深吸了一口气，他打算面对这个话题，趁自己还有勇气谈论它。
“嗯，我给过你一份建议，但你要自己考虑。”
“我能不能问问你的想法，你对这种手术的态度。”
何塞没有立刻回答弗利的问题，但这仿佛在病人的预测之中，好像也是一种人之常情。
“如果你想知道面对疾病该如何做，问问你的医生如果是他或者他的母亲得了相同的病他会如何选择吧。”
“该死的媒体。哈哈。”何塞仰头大笑着。这是弗利小时候听过的一个笑话，看来何塞也对它有所耳闻。
“恕我冒犯，医生。”
“没有，完全没有，不要在意，弗利。”
“所以…”
“我的答案是我不知道。”
弗利低下头，这无疑是个最合适的答案。
他试着在脑海中呈现两种不同的情境：
第一种，何塞说手术建议很不错，如果是自己的话他会接受。
如果是这种回答，弗利发现自己的大脑立刻就出现对手术的种种怀疑和不信任。
第二种，何塞说，这样的手术依然存在风险，我并不推荐我的病人做那种新型尝试，但是作为医生我有义务告诉你现在能够做到的手术可能性。
事实上我会选择传统肿瘤切除，机器人做这个很拿手，也许神经会受到伤害，也许不会，也许可以告诉它选择相对满意的那个结果，保留一部分神经结构。
然后给瘫痪的腿或者手臂安装侵入或者非侵入性辅助装置，事实上并不会太影响使用。
如果是第二种答案，弗利想到后续漫长的治疗将至少用去他几年的时间，并且他很有可能需要经历多次手术，有些也许在公司的医疗保险之外，那将是巨大费用。
这个选择同时面临巨大风险，事实上肿瘤切除后他必然是瘫痪在床的，能不能有这个能力选择大脑控制辅助装置，都是未知数。
无论怎么说，不知道是个不错的答案。
弗利没有进一步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