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之怒】
大唐乾宁五年（898）8月，昭宗皇帝从华州出发，还驾京师长安，改元光化，大赦天下。
这一年，昭宗已经在皇帝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地耕耘了十年之久。经过十年的努力，那两座大山——宦官、藩镇，依然巍峨耸立，而他的抗争力量却急剧衰减。大唐帝国，江河日下。
他的两大法宝——文官集团、亲王典兵——的能量，也在这十年的抗争中损耗殆尽。“十六宅惨案”之后，亲王们遭肉体消灭，彻底斩断了“亲王典兵”的念想；文官势力也在内外联合作用力之下变了味道。
文官势力在内部存在着两大先天缺陷，一是昭宗在选人方面饥不择食，导致文官集团先天畸形，才华方面良莠不齐，人品方面更是鱼龙混杂；二是文官集团在利益面前同样毫无抵抗力，为了争名夺利而不断上演派系斗争。
外部因素同样制约着文官集团的健康发展，主要体现在地方藩镇对中央事务的粗暴干涉。例如朱温，与宰相崔胤暗中勾结，强迫昭宗任用崔胤做宰相；再比如韩建，在华州肆无忌惮地进行政治大清洗；更不用说李茂贞，直接逼死异己的帝国宰相。
两大内因和外因把文官集团变成了一把涂着毒药的双刃剑，昭宗想用而不敢用，不会用还必须得用。
宦官依然嚣张跋扈，藩镇依旧纷争不断，亲王被屠杀，文官靠不住……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是爹，菜是娘，喝死就比枪毙强。昭宗皇帝终于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借酒消愁。
在昭宗“自甘堕落”的时候，危险也悄然临近。
危险来自于宦官的恐惧。
昭宗自登基以来，先后铲除了田令孜、杨复恭两大权阉，仅从与宦官夺权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