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医护老师怀疑的是，杂工是否有将女教练送到火车站的问题。那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情况，而她恐慌的眼神似乎还肯定了我的想法。虽然心里忍不住偷笑，校方确实有做得过分的地方，但还不至于干出被人发现秘密就要立即灭口的行为。但转念一想，医护老师可能因为职业的关系，了解更多关乎生死的话题，加上一直以来没有收到教练的来信，她可能已经被这种恐惧支配了一个多月了……总之，离开医务室以后，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排除她所担心的那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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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我们赶到了火车站。排班表上显示，每天有6班火车，南北两个方向，早中晚各三班。八点多就被催着离开的女教练，搭乘的多半是早晨的班次。朝南方向是10:30，朝北方向是10:20，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女教练遇到记者的时间。
我把整个站台粗略地走了一遍，我们所在的站台是个标准的岛式站台，占地面积不大，朝南朝北的铁轨铺设在站台的两侧。没有找到明显的线索，飞舞的废纸上也没有我想要的答案。已经是一个月前的事了，即便真的曾近留下过什么痕迹，也已经不太可能再找到了。女教练自己杳无音讯，医护老师的担心又使得杂工的证词也变得不可靠。唯一知道的只有记者的那篇报道。但对于记者，我们又一无所知。那个时候，我真感到有些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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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山田叫我，我走进了他所在的候车间旁的一间小铺。里面有各种小城的纪念品，没有营业员，看起来是一家无人贩卖的小店。
“是不是这个？”他一指，我看到了和医护老师收到的一模一样的明信片。
“可还认得出女教练的字迹？”为了防止我先入为主，他用手指遮着账目的一部分，让我看看这当中有没有教练留下的账目。因为当初校队成立期间多次帮教练核查成绩以及比赛时报销费用的缘故，我大致能辨别她的字迹。再拿出她给我的信做了一番比对，“这个！”山田挪开手指，被他挡住的日期正是3月13日。
我用公用电话给医护老师报告了一下我们调查的结果——当天女教练应该安全抵达了火车站。我有过前车之鉴，那时为了拿那件八乙女落在寝室里的龙太郎的球服，选了条捷径，结果走进了犄角旮旯。要是校方真的试图灭口，在途中下手才是第一选项。所以请她不用再害怕那个极端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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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掉医护老师的困惑后，我们继续考虑教练和记者的冲突。去的路上，我也在想记者的手腕是怎样被一个年轻女性掰断的。教练怎么说也是一个足球教练，手腕力量不会比普通女性强太多。直到仔细看了这个一米多深的月台，我突然有了想法。脑子里渐渐形成一个大胆的假设，正准备告诉山田的时候，他说，“我们，呃，或者你，要不到月台下去看看？”
我正有这个打算。因为不知道教练搭乘的是哪个方向的火车，任选一边，一步跳下了月台。确实深得很，不过练过体育的，应该不成问题。我朝他做了一个可行的手势。
“呃，我就不下来了。“他勉强地笑着回应我，”距离中午的班次还有一个小时，我帮你看着时间嘞~”我这才知道这孩子原来有点恐高。
然而，他不下来，或许真的是有些值得害怕的因素。如今四月，一个自杀率最高的时间段，铁轨上能看到一些斑驳的血迹。这对于学弟来说可能过于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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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如果我的假设成立的话，这里会存在我想要的东西。铁轨少有人打扫，或许真的会留下些什么。我绕过站台，两边都进行了认真的检查，甚至没放过一块枕木，终于找到了让我非常在意的东西——一张名片！一张《文秋》杂志社记者的名片！看来是获知了该名记者的名字，问了一下山田还有多少时间，他说还剩半个小时。我打算再找一找，最后，这样的名片我一共发现了五张，全部集中在向南行驶的火车轨道上，简直是大丰收。
“拉我一把！”要上去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月台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爬。徒手试了两次都没翻过去，山田伸手拽我，都很难使得上力。就在这时，一声汽笛刺入我的耳膜，没想到这半个小时竟然过得这么快。就看到拉着我的山田皱紧眉头，一咬牙关，我手腕也随之猛地一紧……火车呼啸而至，我俩一同扑倒在了站台一侧！
“好险！我应该早点催你上来的！”把山田吓出了一头冷汗，我自己也吓得不轻，全然将手上的痛感抛在了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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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才所发生的那些，更加明确了我内心的想法；尤其山田拉我上来的一刻，我所感觉到手腕的压力，让我清楚了大半。这绝对是一篇非常过分的报道。接下来，只是要找谁核实的问题。而山田也告诉了我这一个小时以来他的发现：站台口有一只邮筒，每天有两次开箱，其中一次，正是早上10:30。说不定，这场冲突存在目击者。
我们又做了深一步讨论，假设记者也关注到了邮筒的开箱时间，她极有可能会在报道发表前找到那位邮递员，给予其好处使其不要透露真相。但那是唯一一位能被找到的目击者，若有其他普通乘客也恰好目击了冲突，他们的职业身份无从得知，将会对其报道的发表造成障碍，所以将冲突发生的地点从火车站改成了校门口。而且，改地点的另外一个好处则是如若警方真的介入此事，也不会想到邮递员，消除了邮递员在警方面前吐露真言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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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到这里，一切都还没有突破我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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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实搜集到了重要的信息，但也只是做了一些猜测，事情过去了一个月，几乎不可能找到真正让警方信服的证据。我不觉得我们还能再多做些什么，一个得了别人好处的邮递员又有怎会告诉别人涉及到他个人利益的真相？退一步说，即便记者没有想到邮筒开箱的问题，怎样让一个邮递员好好地配合我们，我心里也没有很大的把握，校园内的寝室阿姨都能在新生面前大显神威，校园外的社会人士恐怕更加难应付。现在想来，是我思想过于保守了。